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2499号二七纪念馆中央广场，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二七烈士纪念碑。碑体正面汉白玉上，镌刻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“二七烈士纪念碑”七个镏金大字。碑体正前方，刻有“二七”纪念碑文：

如今，原二七烈士纪念碑依然矗立在武汉市江岸二七路36号铁路文化宫（老二七纪念馆）那里。于是，武汉市就有两座二七烈士纪念碑。

毛泽东两度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

最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两度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。第一次是1956年2月，二七烈士纪念碑在江岸破土动工时，纪念碑筹备委员会决定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写碑名。不久，毛泽东就亲笔题写了“二七革命纪念碑”七个字。这与当初确定的“二七烈士纪念碑”的碑名略有不同。

第二次是在1958年9月，毛泽东来湖北视察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把题字的事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，毛泽东出于对二七烈士的敬重和对地方工作的支持，欣然同意重新为纪念碑题字。9月16日，毛泽东在离开武汉的船上抽空题写了“二七烈士纪念碑”，并附上致湖北省委的一封信：“敬挥数字，看可用否？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。”1958年底，二七烈士纪念碑落成。毛泽东第二次题写的碑名——“二七烈士纪念碑”七个大字就镌刻在碑身正面的汉白玉上。

毛泽东两次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寓意深刻，感人至深，耐人寻味！毛泽东第一次题写“二七革命纪念碑”并非将“烈士”写成了“革命”的笔误，而是对二七斗争性质的认定。早在1923年4月，毛泽东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工人代表开会时就曾说二七烈士“林祥谦是个坚强的工人领袖，为了革命，牺牲了自己”。

悲壮的二七革命斗争

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把“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，领导工人运动”确定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。从1922年1月开始，就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，1923年2月初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是其顶点。痛心的是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，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。

2月7日傍晚，林祥谦不幸被捕。张厚生用刀逼迫林祥谦下复工令。林祥谦严厉拒绝说：“此事乃全路三万工人生死存亡所系，我分工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，头可断，工不可开！”他先后被砍七刀，宁死不屈，壮烈牺牲。那一天是农历十二月廿二，正是家家户户准备过年的时候。他之所以要慷慨赴死，首先想的是全路3万工人，展示了为工人阶级利益不惜舍生取义的革命初心；其次是“总工会命令”，体现了坚强的组织纪律性。

施洋2月7日晚被捕，2月15日大年三十清晨英勇就义。临刑前从容笑说：“我不怕人，不怕事，不怕死！堂堂做人，反对强暴。你们杀了一个施洋，还有千百万的施洋！”身中二弹，仍高呼“劳工万岁！”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

林祥谦、施洋，分别是中国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，璧连双辉，光彩夺目。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悲壮而绚丽的篇章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有党员壮烈捐躯的流血事件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。二七烈士林祥谦、施洋是目前可考的最早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。

二七精神浩气长存

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初露锋芒的精彩而又悲壮的亮相，先烈用热血铸就的二七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行。

坚定信念、为民谋福。先烈怀着“让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”的信念，奋不顾身，义无反顾。施洋是著名的律师，有温馨的家庭、不菲的收入，本来可以过着一种体面而安逸的生活，但他却甘当“贫寒的律师”。他的收入大都用来济贫扶弱，保障人权，伸张公理。林祥谦也全心全意为工人谋利益，深受工友拥戴。他在牺牲前的最后遗言是痛斥敌人：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，就断送在你们这班混账王八蛋的军阀手里！表达了对敌人的仇恨和对“好好的中国”无比憧憬、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。

严明纪律、团结奋斗。1923年2月4日，京汉铁路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后，全路3万多工人一致响应，举行罢工，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开，京汉铁路陷入瘫痪。罢工期间，工人们秩序严整，步调一致，坚决执行“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”的纪律，表现出京汉铁路工人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奋斗的伟大力量。

勇于担当、竭诚奉献。在二七斗争中，许多先烈本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担当精神，抱着奋战到底的决心而慷慨捐躯！尤其是林祥谦与施洋都参加了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，都经历了与阻拦大会召开的反动军警冲突过程，都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。但是，他们都丝毫没有畏惧，更没有退缩躲避，他们始终坚持在斗争的最前线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